高层频频表态，大型科技公司创新风险犹在，后续监管该怎么走

自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语惊四座，直言是当铺思想，称巴塞尔协议是“老人俱乐部”，在金融行业引发巨大争议后，关于大型科技公司的创新风险及后续监管思路一直是热议话题。作为金融行业的创新者和改变者，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影响传统金融业？带来了怎样的问题与风险？又该如何完善健全大型科技企业创新监管框架？

监管层或已在酝酿答案。据证监会发布，11月2日，央行、银保监会、证监会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、董事长井贤栋、总裁胡晓明进行监管约谈。

与此同时，11月2日，央行行长易纲也再度重磅发声，在肯定金融科技和大科技公司带来效率提升、降低成本等优势外，也提出商业秘密的保护和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保护，是极大挑战。后续如何在技术带来的便利与风险中，让金融服务更安全，将是央行高度关注的重要命题。

频繁表态大型科技公司创新风险

据21财经报道，11月2日，在香港金融科技周“数字经济中的央行角色”主题会议上，央行行长易纲就大型科技公司和传统商业银行的竞争、金融产业新趋势、消费者隐私保护等问题再次表态。

会上，易纲表示，金融科技和大科技公司带来了效率的提升，降低了成本，是金融创新的重要部分。同时，大科技公司和传统商业银行也有竞争，大科技公司有更大能力直接触及消费者和潜在客户，风险管理能力强，比起传统银行拥有很多优势。

在易纲看来，大科技公司显著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，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服务需求有所改善，如移动支付和二维码等技术的普及，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。有一个必须关注的新趋势是：已经有不少传统金融机构开始与大科技公司合作，利用后者的数据优势开展金融服务，提供信贷给企业，提高风控水平。

不过，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的另一面，易纲也强调，商业秘密的保护和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保护，是极大的挑战。

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，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在数据方面的优势以及风险，易纲近期频频发言。就在10月21日举办的2020论坛上，易纲还提出，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分布式、电子商务“ABCDE”金融科技应用中，大数据是最重要的，既是所有科技的支点，也是金融服务的基础。在金融科技领域，谁占据流量，谁就有数据；谁有数据，谁就有客户；如果客户有黏性，谁就可以持续拥有数据。因此，大型科技公司在数据占有、数据运用、数据存储方面越来越有优势。科技的发展和大数据的运用，已经在推动整个金融业向数字化方向转型。

不过，易纲也提出，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，个人隐私保护、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也愈发重要。要注意的是，金融科技虽大大提高了金融可得性，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，提高了便利性，但同时也造成了数据鸿沟。

针对易纲最新发言，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认为，主要释放了对大科技公司重点关注的信号，此后或将对大科技公司方面加强监管。在她看来，大型科技公司发挥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：一方面，大科技公司创新能力强、科技基因根深蒂固，确实能够对传统金融产生助益；但另一方面，大科技公司在金融业务中牵扯过多，容易反客为主产生监管套利，这不仅仅是在国内，更是一个国际化、全球化的议题。

“监管肯定了金融科技创新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的作用，但也需要防范其中的风险。未来需要平衡好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。”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称。

市场垄断、技术风险犹在

何为大型科技公司？为何能成为监管眼中的金融游戏规则改变者？近年来，金融科技发展势如破竹，从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京东等科技公司迅猛发展，且不断向金融领域渗透来看，答案或以昭然若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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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否认的是，无论是在客户数据上，还是在处理技术上，大型科技对我国金融服务生态产生了积极影响，尤其是在电子支付领域，推动了我国支付服务深刻变革。但在这一过程中，大型科技公司在资源配置中形成市场垄断、以科技之名行金融之实，甚至出现数据泄露与侵权等一系列风险，引发关注。

正如资深学者周矍铄所言，当前，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领域，凭借技术优势掌握大量数据，辅以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特征，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地位，且在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度集中，并逐步强化为市场垄断。

众所周知，金融服务必须满足特定资质要求，坚持持牌经营原则，严格准入和业务监督管理。周矍铄直言道，若大型互联网企业大量开展金融业务，但却宣称自己是科技公司，不仅是逃避监管，更容易无序扩张，造成风险隐患，不利于公平竞争，也不利于消费者保护。

除了产品和业务边界模糊外，数据泄露与侵权风险同样不可忽视。周矍铄指出，大型互联网企业不仅掌握消费者的社交、购物、网页浏览信息，而且还掌握其账户、支付、存取款、金融资产持有和交易信息，甚至还可通过面部识别、健康监测等将这些信息与其生物信息紧密关联。一旦保管不当或遭受网络攻击造成数据泄露，稍加分析便可获得客户精准画像，导致大量客户隐私泄露，进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隐患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业内也不乏以科技之名行金融之实的案例。苏筱芮进一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，当下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主要有两类风险，一是金融方面风险，以科技之名行金融业务之实，容易积聚底层风险；二是技术方面风险，例如信息安全与客户相关的权益保护等。“个人认为监管当下的策略没有问题，应先制定金控管理办法，把大科技公司先圈起来，之后何时管、怎样管可从长计议，监管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。”苏筱芮称。

券商投行资深人士何南野则认为，因为业务复杂，大型科技公司也容易导致风险集聚和外溢风险，以及创新业务不合法律等合规风险。从目前看，风险外溢及合规性问题都很严重，都需要金融科技公司和监管部门重点关注。

将以金控管理为抓手加强监管

业内多数认为，当前，大科技公司已经大到不能忽视，金融监管也必须跟上步伐。正如易纲所称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给传统商业银行带来压力，也给央行带来新的挑战，如何在技术带来的便利与风险中让金融服务更安全，对央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命题。

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，就在10月31日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还曾强调，既要鼓励创新、弘扬企业家精神，也要加强监管，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，有效防范风险。

针对金融科技发展中数字化转型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，以及数据鸿沟等问题，易纲曾提出应对思路。包括建立清晰的法律框架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、加强国际合作等。易纲强调，要取消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的一些霸王条款，规范集团内部为了商业目的使用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的行为，严防隐私和商业秘密被滥用。此外，明确金融服务牌照管理，明确银行和非银行的业务边界，对相同的金融业务应当有相同的管理措施。

谈及后续如何加快健全大型科技公司监管框架，何南野认为，“金融科技的监管主要是监管滞后问题，监管部门对科技创新及对新生事物等需要有一个接受和认识的过程，导致监管往往慢一拍”。因此，何南野认为，后续一方面需要监管加强对新事物、新业务的反应性，提高监管的前瞻性，同时也需要监管有更大的容忍度，包容更多的金融创新的出现，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，适度降低金融监管的力度，此外还应积极强化对头部金融控股集团的监控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。

“建议还是从制度做起，对标发达国家，我们在顶层设计上确实有提升空间，例如金融信息保护工作上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相当差距。”苏筱芮则建议，在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，应加强行业自律、机构自治，打通外部沟通与监督渠道、倾听市场声音。

苏筱芮预测道，后续监管或将通过金控管理办法，对大型科技公司进一步加强监管。11月1日，金控管理办法正式实施，现阶段还停留在准入阶段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中长期，被纳入金控管理的公司，其事中、事后相关管理亦将完善，监管将从前、中、后各个阶段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。

周茂华则认为，创新是金融业活力之源，但监管缺位容易让金融脱离实体而自我循环，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。因此，需要根据我国经济、金融发展规律，处理好监管与创新关系，吸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与欧美市场发展经验，要避免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。在他看来，中国版“监管沙箱”和功能监管应是未来科技监管方向，需要建立包容审慎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，强化金融功能性监管原则，坚持持牌经营，穿透式监管，加强监管协调，设置好风险防火墙，切实保护消费者、投资者合法权益。